周公制礼——流光溢彩两千年（3 / 3）

事情的经过如下：万历要确立皇位继承人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太子。可是因为万历皇后无子，这就造成了有两位候选人，一位是皇长子常洛，生母王氏；一位是皇三子常洵，生母郑氏。

大臣们依据礼制上的规定“立子以长不以贤”，要拥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。而万历则因为宠爱皇三子常洵的生母郑氏，要立常洵为太子。君臣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斗法。

最终，大臣们获得了胜利，皇长子常洛被立为太子。

但这不是大臣们的胜利，而是“礼制”的胜利。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上，还有“礼制”的存在。帝王的权力不是无限的，他也要服从“礼制”，进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。这也是明王朝较秦王朝延续的时间更长的秘密。

周公制礼，一件看来很简单的事情，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。纵观中国历史，不难发现到处都有礼制的身影。没有礼制，没有儒家思想，中国的历史又会如何？（未完待续）

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，出于对劳动力的考量，形成了中国人极度重视家族，家族观念重。因此，如何把每个人团结在家族周围，再把家族团结在国家周围，是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。“尊尊”、“亲亲”又被统治者抬到了桌面上来，汉武帝提出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

正统的儒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并不高，认为他和秦始皇是一样的暴君，仔细推敲起来，可谓言之有理。但是在北宋大儒司马光所著的《资治通鉴》中对汉武帝却有这样的评语“其所以异于始皇者无几矣”，“孝武能尊先王之道，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？”而班固更是直接了当的指出汉武帝“绍周后”。以上足见“礼”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。

随着汉祚灭亡，中国陷入了三国混战的局面，而此时礼制又一次丧失了它的作用。

而到了西晋一统天下，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倡导礼制。当时的名士嵇康等人故意与司马炎唱反调，司马炎处死了嵇康。很多人为嵇康惋惜，但我素来对所谓的魏晋名士没有好感，不识时务，岂不是庸人的作为？

写到这里，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每到乱世，礼制的作用就会大大折扣。

仔细想来，却也没什么奇怪。礼制是皇帝用来要别人向他效忠，维护自己统治的法宝，治世中自是大大的有用。可乱世中，人人想做皇帝，强者胜。这与礼制所倡导的理念不符，礼制自然也就没用了。

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提一下的就是明朝，为什么要提明朝？因为我在前面写秦王朝时提过当君权扩张到极致的时候，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。

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，大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：废除了丞相，设立了内阁；成立都督府与建卫制度，分化了兵权，以至于在明朝要想调动一兵一卒，都要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（可参见吴晗所著《朱元璋传》）。皇权得到了加强，皇帝的权力变得更大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明朝为何会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呢？

这就是“礼制”的作用。朱元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，也赋予了“礼制”极高的地位，“礼制”在明朝被抬高到了空前的高度。

黄仁宇先生在其著作《万历十五年》里，讲述了一场君臣间的斗争。当然在黄仁宇先生看来，这是宪政问题。在我个人看来，这是“君权”和“礼制”的斗争，正如西方中世纪后期“王权”和“教权”之战。